2014年11月21日，江西省进贤县文港镇毛笔个体户徐财秀等人故意毁坏其公司财物，随后警方将徐财秀刑事拘留，几日后取保候审。2015年5月8日，文港镇人民政府向进贤县人民法院发出带有镇政府公章的公函，请求法院对徐财秀从轻处罚。2016年1月29日下午，文港镇时任党委书记接受采访时称，发公函的原因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平时表现，经过集体研究决定。

行政干扰司法，一直是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是依法治理、建立法治社会无法绕开的障碍。现实中，发公文为犯罪分子“说情”的案例不胜枚举，其理由不外乎“对地方经济贡献巨大”“会危及行业的稳定”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更有甚者，直接采取公然对抗的方式，用行政资源和政府公信为违法分子背书。如此做的危害性在于，一方面直接导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未能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则会损及法律公信，导致社会失序。

行政干预司法危害巨大，公众对此强烈不满，并由此滋生了各种权力寻租和司法不公等乱象，破坏了法治底线。正是看到了其危害性、破坏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格禁止行政权尤其是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已成为刚性的规制。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给一度滥用的行政权套上了一个“制度笼子”。与此同时，中央政法委员会印发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同样也为保障司法公正提供了制度支撑。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也是行政权必须恪守的底线。一个人究竟应当受到什么处罚，应基于事实和法律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和综合分析之后，才能得出结论，至于其平时表现如何，行为究竟是客观多一点，还是主观多一些，也是调查、公诉和审判机关的事，跟行政权没有直接关系。其应遵循的，恰是对司法的尊重与配合，在维护其公正的基础上，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否则，若是干预破坏了个案的公平性，其实也就变相扰乱了社会秩序，并导致治理成本的增加。

在“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不论为公为私一律严禁”制度出台后，干预行为依然没有得到禁绝，一些公权机构还打着“集体研究”的幌子，一方面说明这种现象还相当严重，对其进行治理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既有的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尤其是在如何发现、预防、问责和处置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欠缺，还需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优化和完善。（作者唐伟）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