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有感

2013年，偶然中简单听说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联大）的传奇后，这八个字就像有魔力一样，促使我进一步去了解这一段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借助网络的帮助，我了解到关于联大的研究，学界公认最好的著作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John Israel（中文名易社强）的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该书由青年学者饶佳荣翻译、九州出版社出版后中文名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称赞该书是“迄今为止最佳联大校史”，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王晴佳则认为它是“研究西南联大最全面和生动的著作”。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分序言、凡例、导言、正文16章、结语、附录采访清单、注释、参考文献、索引，并有插图若干。书中先是交代了西南联大的成立背景：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保存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力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湖南，于1937年8月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随后京沪失守，战火危及长沙，仅维持了4个多月的长沙临大被迫迁往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该校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正文分四个部分，一是描写了全体师生奔赴西南，从北京到长沙、徒步长征和在蒙自等中转站的艰苦历程；二是联大与云南、重庆的关系和学风；三是描写了六部分专业学院的情况和教授风采；四是概括了联大八年历史的四个阶段即希望的岁月、坚忍的岁月、考验的岁月和完成使命。易社强教授倾二十余年之力写就此书，视角独树一帜，他从1973年选定研究联大起，先后走访了130多位联大校友、荣休教授以及当时与联大关系密切的美国外交官、军事人员等，现在看来，这份材料是极其珍贵的；同时，本书语言平和而生动，将联大八年的历史娓娓道来，作者用真挚的笔触再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西南联大”。

读罢本书，笔者不禁感慨：在七十多年前物资极度匮乏、生活极度艰苦的战争环境下的联大是秉持了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和精神，才能云集众多性情各异又博雅通达的学人大师并造就出众多像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的大师级人才，而在经历了六十多年没有战火和硝烟考验的和平岁月孕育后的中国当代大学，却在追求真知、真相和真理的誓言中逐渐迷失，至今走不上正轨。

联大当时的校务委员会主席、著名教育学家梅贻琦先生曾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当下不少大学恰恰多的是气派大楼，少的是真正的大师。作者在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西南联大全体师生”，我想它不仅献给了西南联大全体师生，也献给了西南联大所展示的大学精神。那么，到底联大的哪些精神促使作者选定它作为研究？又是怎样的精神和理念值得我们回忆与传承？我认为有两个方面是最主要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尊重个性、学术自由”的治学精神。联大提倡并坚持自由、独立的学术传统，教授间风格、观点流派各异，但联大却兼容并蓄；对学生也是提倡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一份资料记载了当年开课的状况：“每当学年伊始，教务处公布全部课程，无数的课程单把好几堵墙壁都贴满了，真是壮观！学生们一连几天，在课程表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要选的、想听的课程。”另一方面是严格的规章制度。联大对学生要求严格，并要求每个学生要按规定修足学分才得以升级、毕业、获得学位等，一位联大老校友回忆：“每学期应修学分中，有1/2不及格就要退学，1/3不及格就要留级，非常严格。”不能顺利毕业的学生并不在少数。在如此认真严谨的治学下，联大八年间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反观当前，浮躁的学风之下，不少教授无法专心研究，只顾走穴赚钱，而部分学生读大学就是“混文凭”。

当然，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并不是上述两方面能囊括的。本书所提出的问题也并不仅限于西南联大，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联大的传统模式和自由理念超越了中国疆域，作者提出了若干普世性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孕育并坚持通才教育？”、“促使一所大学完成使命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处境艰危之际，如何界定并阐明使命？”，更包括在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环境中，“批判性思维、多元主义、宽容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到底有多重要？”这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是作者要通过本书启发人们去探寻的动力。

作者：肖瑞泉